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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康有:论心性实学的现代意义  

2015-03-25 08:26: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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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康有:论心性实学的现代意义 - rushang_rushang - 中国儒商杂志

 

我们现代学人一般探讨的实学概念,是儒家重视经世致用外王事业的代称,并不主要谓之属于内圣层面的心性。相反,实学概念在明清之际的流行,一定程度上恰恰是作为心性内在修养的对立面出现的,所以就有了顾炎武、颜元等思想家对宋明时期心学一脉的严厉批评,就有了明末清初朱学地位的恢复。但是在当时的气氛下,脱胎于心学传统的部分学者,并未完全放弃心学的内核,比如说高攀龙、刘宗周、黄宗羲、李二曲、孙奇逢等人,他们从学术立场反思明灭原因,亦对心学作了调整——结合时代,容纳了更多外王的因素,而不是简单地放弃心学这一精神财富,另辟蹊径。我们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可以把这一调整看作是“实心实学”或者是“心性实学”。

一、什么是心性实学?

我认为,不只是儒家,中国传统思想的整体结构用“内圣外王”四个字可以概括——只是各家思想在“内圣”或“外王”的偏重程度上可能有所不同。比如佛家、道家思想,它们似乎出世的面目占了大部分比例,但不能说它们就完全没有“外王”的成分。远的不说,近代也有“人间佛教”、“科学仙学”的理念倡导。历史上儒家以“内圣外王”作为学术旨趣的标示,但我们如果细细分析的话,会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儒学家那里,这两个层面的比重也是各有千秋的。在保持各自学术特色的前提下,我们看到,中国化的佛教中容纳了不少儒家、道家文化的成分,儒家、道家也吸收了佛家乃至彼此的理念。自宋明以后,即有“三教归一”、“三教合一”的说法,只是没有给它起一个名称而已。今天我们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应该说,这是一个融合在一起的概念。“内圣外王”这一结构不仅涵括了三教鼎立的内容,也能把其他诸如兵家、法家乃至墨家等纳入进来,可以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最鲜明标示,甚至要比现代学人的“天人合一”的概述更好。

“内圣外王”这一总体文化结构在明清一些儒学家那里发展至心性实学阶段。心性实学——以心性本体为核心,通过与工夫、适用范畴的互动,发掘出“内圣外王”的深层境界。这一进步,实际上是自先秦以来儒家思想的重大推进。它是原始儒家经典中“人道”即人的真理的延伸。原始儒家为了将其提出的仁义道德落实到下来,主张人的“践履”。明中叶以后,在很多思想家那里出现了“实证实修”术语,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几乎与西方近代实证的自然科学的兴起同时,在我们的儒学文化中也多次提到“实证”——不过它是实证的人的科学——证明我们的文化形态可能比很多人认为的更具有“近代”的意义。这难道仅仅是一个巧合或者比附性的说明?非也。一方面,三教合一甚至是多种文化交融的长期演化,将有可能造就出一个新的基于人的科学的新文明。另一方面它标志着,与诞生向外探索的西方实证科学不同,在东方同样诞生了一种向内探索的实证科学。[1]我们只有站在世界文明发展的高度,才能真正认清这一概念诞生的意义和价值。

“实证”一词在思想家的著作中,有很多变种的说法,最著名的要属“工夫”用语的大量涌现。“工夫”不只是时间的简单叠加,还有人的意志的恒久努力;不仅有外在行为的践行,更有内心深处——一念入微出的慎思;不仅有日常人伦的尽分,还有生死的学力考验——如此你就会理解,为什么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中很多地方记载了思想家临终的神秘体验。儒家早就发现,它所提出的一套人道真理有可能成为“口耳儒学”、“假道学”:一些人通过科举等形式把它作为向上爬升的阶梯,不是真正把它反之于身进行内在体证。在较早时期,“百姓日用而不知”,一般人尽管不知其所以然,但也不会违背太远,“心安理得”,适顺本性,只是自然而然地、无意识地懵懂前行。社会的复杂性演化,使得“伪善”成为现实。表层上的“不逾矩”,较量不过内心暗流深处的“人欲”牵引。为此儒家大力倡导知行合一,内外合一,尤其克制不为人所知的内心世界的不适当涌动。这一趋向,与道家的练“神”重“意”、与佛家的明心见性渐渐一致起来。“心性实学”,意味着工夫的实践,不只是表现在“众目所视”的可监督境遇,更重要的显现在不为人所看管的思想意识深处。现代人特地重视意识能动性,其实古人讲的“惺惺”“灵明”早已强调了精神世界的自我改造、自我觉悟的极端必要性。工夫的实证历程,明清思想家把它叫“为学次第”。

“实证”的方向不是放射性的,它指向“本体”的开掘和突现,即所谓“见道”,或者说人之“道”在自身上的透显。这是一个无法预知时间长短的历程,因为它与人的内在工夫程度的积累紧密相关。不过,明代初期有一位思想家叫陈献章(白沙)对此作了形象的说明:他比喻说,我们心性“端倪”(本体)的出现,就像一匹马给它嘴套上了“衔勒”,被人牵着前行——意为人道本体在自身上的显现,是必然中的自由,是意识到形上之“矩”束缚下的自由自在,并非形下所谓的“自由意志”。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核心的范畴是无法直接译为外文的,英文中的“ontology”与中国哲学中讲的“本体”大相径庭,也可说根本不对应,强译只能造成“牛头不对马尾”,不但丧失了中文的丰富意义,也曲解、误解了其原本内涵。建立在“工夫”基础上的“本体”,是一种实证的心灵境界。它意味着任何人通过一定的实证过程,都有可能出现大致相同的、层层深入的体悟。这一“见道”,按照大的阶段划分,标志着由“明心”向“见性”的不断提升。其具体的境界内涵,以李二曲讲的“虚明寂定”甚为恰切,但那也只是即景言景,且不可以“识神”为“本面”。

由工夫实证到本体境界的出现,只是一个单向的流动。而一旦“本体”达到了熟练的恒照,它反过来对“工夫”的规约亦大幅度提高。这就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互动。思想家即有很多这方面的论述,如说“无工夫无本体,无本体无工夫”。他们形容,在本体制约下的工夫才是“真工夫”。正如李二曲指出的,“有真本体,才有真工夫”。区别于没有“见道”以前的形下工夫,我们可称之为形上“工夫”。三教为什么要不断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就是因为形下之体的人,只有通过不断地超越自身的局限性,才能修身立道,实现理想人格。形下之人,谓之凡人、俗人甚至假人;形上境界之人虽在一定阶段未脱离形下之体,可谓之真人、圣人、仙人甚至佛。形上境界,即本体显现的圣人。而凡人只是潜在地具有了“本体”(“满街皆圣人”、“人皆为尧舜”的通俗说法)。王阳明就明确地指出,圣人就是含有和实现了此“体”——他的诗句中说,人人心中都有个“仲尼”。这里“尧舜”和“仲尼”实际上就是圣人之体的形象表述。

工夫和本体的互动只是“内圣外王”中“内圣”部分的架构,本体和适用的互动则构成“内圣外王”中“外王”部分的架构。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非常重视社会事业,单纯地归寂于本体境界,解决个我生命问题(生死问题)或者被看作是“独善其身”,或者被视为“小乘”的“自了汉”。为此,儒家极为看重此“妙体”之外用,《易传》中模糊地称形上之道用为“感而遂通”。佛学也谈到“感应”理论。道家思想用“无为”来描摹。从形下学角度看来,似乎给人感到有消极被动之嫌。李二曲标出的“适用”观,较好地从理论上弥此缺憾。此“适用”非彼“实用”。“适用”是在“本体”的统摄、控制、支配下的“用”。由于本体的至善特征,也就使“用”皆避免了非善的后果。“实用”则是在人类自私的功利目标指引下,顺遂形下的性情,甚或恣意妄为,即使短期看不出恶果,长远即显示出危害于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本体的发用为“即体摄用”,这只是单向的。还有另一个方面:“用后归体”。正如上面所说,体、用两者的互动,即为“外王”。现代新儒学的一些学者,为了引进科学、民主之用,提出良知本体的“坎陷”之说,在我看来是不成立的。且不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否存在着科学、民主的因素,如果丢掉或者暂时抛弃“本体”,就抽掉了中国文化思想中最为精彩和迷人的核心点。这样的文化架构,无所立足,无所控制,流弊无穷。“恨铁不成钢”的“下降”心理,使之良好的愿望与动机可能适得其反,不知不觉为外来文化的植入作了理论上的张目。反思中国文化近代衰落的原因,吾以为,不是外王没有做好,而是内圣得远远不够。不要说“五亿人民尽尧舜”,哪怕有五百、五十个这样的“尧舜”,恐怕近代的中国就不会是这个样子。现代已故学人林继平先生认为,李二曲等人的这一思想,实际上已经失传三百年而隐没无闻。在救亡图存时局的压迫下,绝大部分人的眼光向外,无暇顾及精神内部的充沛,不但根本没有理解我们文化的精髓,相反在一片声讨笔伐下弃之如敝屣。现代人亦在经济追赶中,渐渐忘失去自我,一味外求生活的满足,或者顶多止于文化的、精神的“生活”。学者借西人的标准,肢解分析,用形下的观念思索形上的世界,其评判的失误随处可见。

朱康有:论心性实学的现代意义 - rushang_rushang - 中国儒商杂志

 


二、心性实学的现代意义

我在博士阶段选取关中思想家李二曲,作了三年的梳理研究工作,在后来出版的《人道真理的追寻——李二曲心性实学思想研究》中高度评价了心性实学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只有将人道实证科学提到与西方自然实证科学并驾的高度,唯此才能探讨其现代意义。这是一个深度的认知,是博大精深中华文化的“精深”之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往往显得太笼统。对传统文化从价值观方面、尤其是道德价值观上给予定性,则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东方文化的内核,只是深度上还有待于挖掘。道德评价有善有恶,与无善无恶的形上本体层次相比较,还处在形下层次。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它指示出迈向至善的途径——只能从形下之善做起。如果我们的文化精英阶层中的绝大部分人根除一隅之偏见,能深入地把握和了解这一点,并在社会上大力倡导此精髓,“按下葫芦浮起瓢”、治标不治本的现象或许能得到根本的纠正。愚以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停留在表层,不愿、不能、不敢契入深层,那就不但无法抵御来自现实功利价值的诱惑,而且也无法撼动西方近代累积起来的价值优势,更无法为中华文明的下一步发展奠定长治久安的基石。以与中华文化基本异质的“西说”、“马说”或“宗教”之论,衡量固有文化形态,我们得到也许只是盲人摸象的一个地方,永远无法认清其整体的轮廓。心性实学作为儒学的深度发展,即是如此。若想有些人斥之为神秘主义或者唯心主义,标签倒是贴上去了,我们则空无所获,遗宝而归。现代最前沿的脑科学亦在极力研究与人的深层意识有关的领域,东西方结合,或许真正能锻造出新文明的曙光来。

有人说,中国人没有宗教观念,乃以人文教化替代了宗教的形上信仰。的确如此。为什么能满足大众乃至精英阶层的信仰需求?信仰是需要彻底的人文理论作根基的。信仰是需要超越现实引领的,止于日常生活层面的此岸理论无法再让人提升一大步。简言之,信仰不只是生的学说,还必须打通生死,作生死的实证感悟,才能破除肉体凡胎的幽禁,实现从有限向无限的跃升。且不说道、佛二教有此方面的大量解说,即使在儒学里,宋明以后的儒家吸收二教思想,也早已改换先秦孔孟“不谈生死”的初衷,为实现既立足于现实又能内在地超越,探索出一条可行的实证道路。王阳明“龙场悟道”,悟出了什么之道?难道仅仅只是一般的仁义之道?心性实学家为什么讲“无生无死”、“超生死”?李二曲为什么让临死之友好好做工夫以“超然罔滞”?他晚年更是不会客友,锁钥不出,一定是在人生上有绝大发现——而这亦正是儒学最辉煌实证境界的体现。我曾经著文论述儒家在现代大众精神信仰构筑中的作用[2],认为信仰不只建立在眼前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上,还要“仰望星空”甚至深思那些看不见的世界。西方的存在主义学者讲“先死而后生”,对死亡的体验与深度把握将有利于指导现实生活。否则,人就真正成了“现实”的人,既不问“苍天”亦不问“鬼神”,那就单单去满足人的最“现实”的需要吧——直面现实,你会发现恰恰是最好的写照!

在具有超越生死的信仰引领下,道德能够发挥出它应有的或者超乎寻常的作用。就道德谈论道德,不问道德的超验价值源泉,道德很可能只是一种朴素的良知觉悟。西方的基督教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社会的道德,甚至直接发挥出道德的功能,其原因正在于终极的价值体系转化成了大多数人的认同和规范。所以,我们需要为道德找到形上之源。心性实学认为,至善之本体恰恰能为处于形下的相对之善提供这样一种根基。心性实学家把“本体”看作是“万善之源”、“无善之善”,不发则已,一旦接触、下降至形下世界,则众善普现于各种人事活动中。当人们在日常的道德应对中,顾及的仅仅是它与功利的关系、甚或依靠法律去支撑时,本来的“自律”将异化为他者,这就抽空了道德的形上基础。可怕的是,“以物观人”,没有了精神主体的高扬,没有了内在信仰的坚挺,连一些基本的为人之德如果失去的话,熙熙攘攘的人类世界按照孟子、荀子的断言,即离兽离物不远。说白了,老百姓修路补桥做善事,还有“老天爷在上看着呢”挂在嘴边作为行动的根据,我们的道德理论及其倡导者却主动将之扯下,而道德的阶级性、具体性讨论更是把道德的神圣性、至上性撇开不谈。为宣传典型而培养典型,为树立模范而夸大模范,善言其上,名利其后。空话、假话、套话的主导性流行,台上台下的言行不一,使整个社会失去诚信的深厚土壤。在一个流动较快、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信任度本来就很脆弱,一旦发生不测,慌恐将笼罩心灵世界,社会运行成本倍增。偏隅之言,泛而无当。涉及身家,明知其善,而不肯为,则后患无穷。

自信立足于自有。自有,不是碎片化的观念,而是系统的大智慧。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多元文明中人与人、人与大自然怎么相处的“善”性引导的文化。它积淀着过去全部文化创造和文明成果,也蕴含着走向未来的精神基因。“心性实学”改变了那些只认为“利用厚生”才是“实学”的观念,认为心性本身的修养,若不离不弃现实世界,就是“实学”。“内圣型实学”离不开“外王型实学”,同样,“外王型实学”也离不开“内圣型实学”。政治上的霸权主义、经济上的消费主义、文化上的感官主义、科技上的功利主义这些都不能引领世界,否则人类自我只有走向万劫不复境地。唯有基于“至善”的心灵形上超拔,才能改变工商社会和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实心实学(心性实学)在日本实学界引起高度重视。200020062008年,日本分别以“实心实学与拜金主义”、“实心实学思想与国民文化的形成”、“实心实学的现代价值”为主题,召开了国际会议。这说明,即使在后发达的社会里,心灵的归宿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东亚的心性实学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但愿它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参见朱康有,《中国传统哲学价值再评估》,《哲学动态》2006年第9期。

[2]参见朱康有,《论儒学在构建现代大众精神信仰中的作用》,《东岳论丛》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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