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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范蠡的人生智慧  

2015-04-24 08:36:5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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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远扬  梅淑/

     范蠡(公元前520-477年),字少伯[1],春秋后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楚国宛(今河南南阳)地三户邑(今河南淅川县西)人,未发迹时只是一介布衣,生活困窘,但他从小机敏有才,不拘小节,被视为“佯狂倜傥负俗”之辈[2],宛令文种重其才,曾多次拜访,后随文种入越,为越大夫,擢为上将军。吴越夫椒之战后,范蠡献“卑辞厚礼,乞吴存越”之策,随勾践入吴为质三年,后辅佐勾践富国强兵,选择新都城址,设计了大城小城,为实践“伐吴九术”,[3]范蠡把美女西施、郑旦献于夫差,终于公元前473年攻破吴城。灭吴后,范蠡到齐地、陶地经商,成为巨富,人称“陶朱公”。 

春秋后期是我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发展和大变化的时期,范蠡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奇才智士,亦是经商致富的商祖,其思想与谋略的智慧,既是历史的积淀,又是时代的产物。我们细致地综观春秋后期涌现出的杰出人物,如阖闾、夫差、勾践、伍子胥、孙武、文种、范蠡,不难发现,一些人的结局让人叹息不止,只有范蠡是唯一的大赢家,他不论在官场、情场,还是商场,都是无往而不胜,取得了巨大成功。范蠡为何如此幸运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有一套高出常人的、集前人、同时代人的智慧之大成的人生大智慧。

     范蠡凭着对宇宙万物的缜密观察,对社会历史深沉反思,从而使他能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对万事万物的理解和把握体现了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我们考察范蠡的天道观、人事观,分析他一生的主要活动,不难感受到范蠡高尚的人格力量,[4]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他的智慧力量,即表现在宏观上的哲理智慧和微观上的谋略智慧。现将这两大智慧分别叙述如下:

(一)哲理智慧

    范蠡生活的时代虽未产生唯物辩证法,但他是杰出的思想家。《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有《范蠡》二篇,可惜久已亡佚。仅从《史记》、《国语》、《越绝书》等书中记载的范蠡言论,亦可看出他的思想是深刻的,其中贯穿着辩证的精神,充满着哲理大智慧。

范蠡思想上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具有发展观。春秋时代的哲学家老子认为长与短、高与下、美与丑、祸与福都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故老子说:“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5]范蠡吸收了老子朴素辩证的思想,他认为:“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6]的发展变化,物极必反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受到自然现象的启示,他意识到发展变化同样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之中,因此,他主张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待、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

就治理国家而言,范蠡认为国家可能由弱变强,也可能由强变弱。范蠡说:“持满(盈)者与天(效法天道),定倾者与人(依赖人道,即符合民心),节事者与地(符合地道)”[7],又说:“夫国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8],所谓“持盈”就是要尽力保持国家的长久强盛。其意为当国家强盛时,统治者要效法“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 的品格,[9]以防止国家由强变弱。所谓“定倾”就是国家危机时要避免于倾覆,亦即如何摆脱国家的危难。所谓“节事”就是要处理好政事,其中心内容是发展生产,增强国家实力,使国家立于不败之地。

     范蠡谋划的越国对吴国的政策,亦是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正确地处理好跟吴国的关系。当越王勾践被吴国在夫椒战败,退守会稽山被围困,面临亡国杀身之灾时,范蠡建议越王勾践屈膝求和,入吴为人质,争取吴王夫差的同情、宽容和欢心,越王采纳了其建议,先后两次派大夫文种向吴王求和,并贿赂吴国太宰伯嚭,使之替越王说情,而使吴王赦免了越王及其臣属。当越国强大打败吴王夫差时,吴王夫差向越王勾践求和,由于吴国使者“辞愈卑,礼愈尊”,勾践产生了怜悯之心,意欲同意吴王的求和,这时,遭到范蠡的强烈反对,绝对不能答应求和,应毫不留情地消灭敌人。范蠡说:“会稽之事,天以越赐吴,吴不取。今天以吴赐越,越岂可逆天乎?”[10]在范蠡的规劝下,越王下令消灭了吴国。前后两个时期,范蠡采用了两个不同的外交方针,从此可看出发展变化的思想在范蠡的外交政策中的应用。此外,范蠡又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待战争,分析决定自已的人生选择,在此恕不详述。

     范蠡的哲理智慧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从客观实际出发,主观认识必须与客观实际相结合的整体观点。他信奉天人合一的原则,认为天道、人事相和谐才能取得成功。范蠡提出“与天”、“与地”、“与人”的理论,他认为天道、地道两者都是客观情况及其规律,都是行事的根据,人事再与之很好配合,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若客观条件不具备,却违背天道,凭想当然而盲目行动,只会招来严重的后果。

     勾践与范蠡在谋划反击吴国的时机问题上,范蠡表现地尤其突出。根据《国语·越语下》记载:范蠡曾连续四年每年一次劝止勾践不要急躁,前三年的三次劝止,越王都听从了,第四年越王实在等不及了,他把范蠡召来说:“我跟你共同谋划反击吴国,你总说时机不成熟,现在吴国灾情严重,连稻子螃蟹都吃光了,总该是时候了吧?”范蠡又以人事未尽加以劝说。勾践闻言大怒,说道:“吾与子言人事,子应我以天时,今天应至矣,子应我以人事”,这不是欺骗我吗!范蠡说:“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亦即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并不是孤立存在的,需要两者的高度统一和有机配合才会取得成功。范蠡主张的“人事必须与天地相参”的重要命题,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如《中庸》、《荀子·天论》有关天地“能参”的观点,都是对范蠡“相参”思想的继承。

(二)谋略智慧

     何谓谋略?谋与略二字连用,最早见于《三国志·吴志》,作者在《陆逊结评》中写道:“予既奇逊之谋略又叹权之识才”,谋略就是计谋和韬略。深谋远虑的谋略来源于知识的渊博,但知识只有转化成智慧才有价值,而超人的智慧也只有转化成实用的谋略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范蠡宏观哲理智慧所达到的高度为他的微观非凡谋略奠定了基础。微观的谋略智慧是主体对事物的一种综合认识能力和判断能力,它具有预见性、洞察性、决断性三个特点。[11]范蠡的谋略智慧,突出地表现在其军事、政治、经商与人生的选择等诸多方面,现略述如下:

1.军事谋略。

范蠡军事谋略思想的核心是“审备慎守”[12],“审备”,就是作好战争的准备。战备充分,可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又可应付敌方突然的袭击,选择最佳时机,歼灾敌人。“慎守”其意为:不可放松警惕,不可轻率行动。这与老子、孔子的“慎战”思想是一致的,也许是范蠡吸收了孔老的智慧。范蠡曾师事计倪[13],也有人认为“审备慎守”来源于计倪的“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的论述,基于对战争的高度重视,范蠡提出了“审备慎守”的军事谋略。越王勾践三年(公元前494年),吴越夫椒之战前夕,范蠡就极力劝谏勾践说:“臣闻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其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14]因为战争的胜负,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亡,人民的安危,故必须慎之又慎,断然不可轻易决定。越王不听,决计出师,结果惨败,仅剩五千残兵退守会稽山,夫椒之战的悲惨结局,亦可看出坚持“审备慎守”谋略的重要性。

春秋争霸,不图一时之胜负,这是范蠡极有远见的军事谋略。夫椒战败后,越与吴签订了屈辱的和约,越欲使范蠡治国政,蠡对曰:“兵用之事,种不如礼,镇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15]反映出范蠡知人知已的智慧,于是范蠡随越王勾践入质于吴,范蠡要勾践等人做出诚心悔改、归降的样子,表面上装得很老实,同时买通权臣伯嚭为越王君臣说情,并离间吴王与功臣伍子胥的关系。历经三年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吴王的赦免。

公元前490年,勾践结束了在吴囚禁生活,历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越国振兴了,并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范蠡的军事谋略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首先,十分注重选择,举兵复仇的战略反攻时机。据《国语·越语下》记载:勾践曾多次打算兴师伐吴,范蠡均告之“未可”、“姑待之”,(公元前482年)三月,才建议出兵。说明范蠡选择战机极为慎重。其次,在伐吴的战术上多采用灵活机动,声东击西的作战方式,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公元前478年爆发的笠泽之战,范蠡采用了分兵诱敌,主力突破的虚实战术,即分兵为左右两军,另由越王亲自率领中军六千人,先令左军沿笠泽水上游守候,又派右军顺笠泽水下游隐蔽。“至夜半时分,勾践下令左右军同时向江对岸的吴军发起进攻,吴军仓猝应战,也把军队分成两支,正中范蠡诱敌分兵之计。勾践见敌中计,即令中军渡江,从吴军两路中间薄弱环节发起攻击,兵峰直接插向吴军的腹部。吴军大溃”[16],拒绝吴国求和,彻底歼灭敌人,不留后患。

2. 政治谋略。

众所周知,大凡政治家都具有灵活机智、敏锐、深沉、坚定等优秀品质,作为政治家的范蠡,差不多都具备了,而且还有自已的特点,他一生中用过不少具有远见卓识的智谋,成就了越国的霸业,保全了个人的身家生命,就其用于政治方面的谋略为,首先,忍辱求全,卑辞厚礼,坚守待机。前述越王向吴王求和时,范蠡与勾践同甘共苦,形影不离,他们居住石室,专司养马,蓬头垢面,历尽艰辛,卑辞忍辱,勾践甚至为吴王“尝粪”治病,最终,吴王终于赦免勾践君臣回国。其次,积蓄力量,伺机灭吴。勾践、范蠡回到越国之后,勾践接受了范蠡建议积蓄力量,努力做到“富国强兵”,恢复经济,改革军制,以扩充步兵为重点,加强军事训练,如“越女舞剑”,“陈音教射”都是训练士兵的具体措施。与此同时,范蠡承担营建城廓,加强防御设施,今天的绍兴城就是范蠡所筑的越国都城的基础上形成的。此外,范蠡还在钱塘江南岸造成“防坞”等军事设施。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自恃国强,北上黄池(河南封丘西南)与晋定公争霸,范蠡建议乘吴国国内空虚之机,兴兵伐吴,围困姑苏。夫差闻讯,仓猝回师,请求议和,伯嚭答应勾践许以犒军之礼,才求得越国班师。后来,吴国连年灾荒,民怨载道,国力大衰,范蠡见时机成熟,乃建议越王再次伐吴,遂灭吴国,夫差自杀。越国也退还了过去占领邻国的土地,改善与邻国的关系,成为春秋末年的最后一代霸主。

3.经商谋略

勾践灭吴后,大摆庆功宴,席间群臣尽情欢乐,唯独勾践默默无言,且有忧色。善于洞察一切的范蠡深知越王在国家强盛之后,要如何对付为他效力的群臣,而绝不是与他们共安乐。经过深思熟虑后,范蠡决定谢绝封赏,庆功会后,他向勾践请辞,正中勾践下怀,却又假惺惺潸然泪下,说:“我以前说过,要和您共享国家,如果您不接受,我就杀了您的妻子儿子”,这就更坚定了范蠡出走的决心,激流勇退,于是连夜乘扁舟离开,涉三江入五湖,出走至齐国,表现出了冷静和明智。临行之前致书于友人文种曰: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越王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劝文种辞官离去,文种犹未深信,不久越王果借故让他自杀。

    范蠡到齐地后,“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居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17]。范蠡之所以取鸱夷子皮 [18]为名,取其能缩能伸之意,原为对伍子胥的敬重与怀念。范蠡在齐地经商致富,使他在当地出了名,齐国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19]于是,他拒绝接受,“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以怀其重宝,行以去,止于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20]因他经营有道,“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21]后被奉为商界之祖,经营之神。

范蠡经商的谋略是“因天之时,就地之利”[22],而依于“义”。

首先,谈谈“因天之时”,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牢牢把握和充分利用有利时机。他曾说:“天有四时,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终必否”[23]。“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亡,唯恐弗及”[24],他在越从政为官,特别是指挥战争就很善于观察利用天时,他离开越,重新选择职业时,就更注意到这一点。他明智地观察分析了列国纷争的形势,认为在越王勾践称霸后一段时间里,楚、齐、晋三个实力较强的诸侯国,一时还难以调集起众多的兵力发动战争,可能会出现短时期的和平安定,而和平安定的年代是经商做生意的极佳时机,故决定从商。

     其次,在“就地之利”方面,范蠡择址“陶”可谓独具慧眼,经过了周密的调查研究,他选择了司马迁誉为“天下之中”的交通要塞之地。此地是春秋战国时大都会,其来历非浅:传说时代的尧初居于此,又是舜制作陶器的场地,西周时是曹国的国都。此地先归宋、卫,后归齐。由于尧、舜、曹君的活动使陶地较长时期保存有了诸如忠厚诚信、淳朴端庄、勤劳节俭等等独特文化传统,又因归属的频繁更替及交通要冲位置的形成,使陶地呈现出一种宽容、开放的风气。这种独特的社会环境和优良的文化传统,创造出一种宜于经商的氛围。更因陶地居齐、鲁、宋、卫等诸侯国的交通要道的枢纽,距楚、晋、越等诸侯国并不远。正所谓“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25]。范蠡有眼力,识宝地,果然,迁到了“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26]的经济交通中心陶地后,成为巨富。

再次,范蠡特别注重以“义”经商,很好地处理了义利关系。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7],已在范蠡脑海中生了根,在商业经营中从不追求暴利,而仅“逐什一之利”[28]。生财有道、薄利符合消费者利益,他们能够接受,达到了义的要求。“义者宜也”[29],价钱高低定得适当、合宜,与商品等值、便宜,结果达到薄利多销,自然利益也加大了。与此同时,范蠡亦强调以“智”经商,注重经济理性,即经济利益和道德规范一致,经济理性排除非理性。范蠡在陶经商致富后,“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而好行其德者也。”[30]

总之,范蠡的人生智慧,突出地表现出其在一生中,无论在人生选择,还是在政治、军事、经商,都具有极强分析、辨别与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因此,在助越王勾践兴越灭吴,经商致富都取得很大的成功。对此,清朝人朱素臣曾写《题范少伯祠》一首诗,给以极高地评价,现抄录如下:

应羡功成身退无,

湖流犹把姓名呼,

千秋不乏奇男子,

高识谁能及大夫。

 笔者综观范蠡的一生,其“高识”无人可及,但亦有其人生的教训,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的“千金救子”的故事,说到陶朱公有三个儿子,次子在楚国杀人,陶朱公具有识人、用人的方法,决定派少子去救次子,因少子生于富豪之家对钱财使用大方,长子从小随他艰难创业很看重钱财,此次救人要花“千金”,看重钱财肯定把事情办坏。因此,决定派少子前往,但长子认为“家有长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为不肖”,因此坚决反对,甚至以死威胁,其妻也说:“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空亡长男,奈何?”陶朱公此时没有坚持自已的正确意见进行耐心解释,而是求息事宁人,改派长子,所托非人,“千金救子”功败垂成,次子被杀,财归人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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