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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海峰:国学与当代中国文化  

2016-01-29 09:24:0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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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8月,《人民日报》发表“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的报道,引发学界重提“国学”话题,至今已经16年。进入新世纪,国学复兴的态势更趋明显,从学术界主流思潮到一般的大众文化,从官方到民间,国学复兴的基础就远非90年代初所能相比了,现在已经有了谈论它的现实条件,“国学热”也进入到了一个比较真实的状态。短短四五年间,“国学”已经开始了与社会各个方面的互动,它与整个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经济文化、国际形象都已经息息相关,呈现出一个全方位的态势。

一、什么是“国学”?

从语词的溯源而言,“国学”是一个古老的观念。《礼记?学记》中就有“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的说法,这里的“国学”是指最高的学术机构,从汉代的“太学”到科举时代的“国子监”,这些国学形式,都可以看作是这一意义的延续。也就是说,古代的“国学”概念是从传统的教育体制,包括教育机构、学术涵养、人才培育、知识传递等线索出发的,与我们现在谈论的“国学”并不是同一个概念,这两个内容一定要划分开来。可以说,没有鸦片战争以来的西学东渐,没有中西方文化的强烈对比与碰撞,我们现在用的“国学”概念的意味就消失了,它确切的含义也难以得到说明。

可以从两组观念来深化一下“国学”的语意。

1.一组是从内涵方面来说的。我曾经把“国学”在20世纪的出现和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晚清废科举,诸子学复兴,把儒家以外的其他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统统地发掘出来了,像墨学、唯识学等等,这就在自己学术的内部发生了改变,儒家的独尊地位受到挑战。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遭遇到从西方来的外部文明的冲击。在内外夹击之下,以经学为主脑的传统文化体系瓦解了。这时出现的所谓“国学”,就是站在中国传统学术的立场上,试图从自身内部来挖掘新的东西,以作为抵御西方的资粮和武器。这种方式,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实际上就难以为继了,因为中国现代学术的主体性已经发生了转换。今天还有人想要简单地沿袭这种方法,没有意识到时代早已不同了,思想完全错位,这自然是行不通的。

2)第二阶段,即上世纪20年代之后出现的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等现代学术机构,他们的国学研究,已经进入到现代学术的语境当中,已经“现代化”了。此时国学研究的主流阵营,基本上是在现代大学体制的系、科里面,从事国学工作、领袖群伦的人物,像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都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山,他们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当时,有一派完全属于西学背景的学者就对“国学”的学科混杂性质提出过疑问,认为在学术高度分化、知识趋向精细的时代,笼而统之地讲“国学”,这太不合时宜了。这些质疑和否定的倾向,也是40年代以后,“国学”在现代学术的主流形态之中渐渐地归于沉寂的主要原因。“国学”在完成了从传统学问向现代学术之分科、分系的过渡之后,便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3)第三阶段,即当代的“国学”复兴,显然就不是仅仅在学术的系科形式上再做些调整,重现二、三十年代的那段辉煌,因为这只能是纯粹书斋意义上的、是纯学问中事。而我们现在所讲的“国学”,其核心的指向是呼唤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复位,是全民族的事业。上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整个的文化态势都呈现出“中国崛起”、“中华民族复兴”的强烈期盼与吁求,“国学”于是被推为表达这样一种时代愿望、情绪和要求的新观念而重新登场,它所蕴聚的内涵当然与前两个时期有着天壤之别。

2.第二组概念是从外延上区分一下几个约定俗成的词语——“国宝”、“国粹” 、“国故”和“国学”。

1)“国宝”可以指人,但在更多场景下是用来表达物质文化遗产。像青铜器、兵马俑、秦砖汉瓦的古建等,它们是实体性的器物存有,属于大文化范畴的物质形态,可以容含在最为广泛意义的国学概念之内,但往往并不被指涉到。

2)“国粹”和今天很热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的意义最为相近。譬如常说的四大国粹——京剧、国画、中医、武术,都可以归入广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近年来国家公布的几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数百项,近千个传人,包括了文学艺术、戏剧曲艺、手工技艺、传统医药,以及民俗等等,这些都是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充满着活性的文化形式,属于广义国学的重要内容。它们既是国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国学的物化载体。

3)“国故”是章太炎创造的概念,后为胡适等人接着使用,流传了下来。它更多的是从文献角度着眼的,是指那些以典籍形式作为载体的古代文化成果,亦即书本上的文化。一般所说的国学,大多是集中在这个层面,所以国学大师就是那些掌握文献最广、最精的人物,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往往也是这样一个尺度。因此,国学在今天很大程度上还是被当作国故之学来理解的,大多数人都这样看。

4)“国学”,或者说狭义的国学,它更重要的应该是一套价值系统。是由一些核心理念所支撑的体系,是一套观念化的组合形式,以此把中华文明的“遗传基因”和“精神密码”传衍下去,并且与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能融贯起来,这才是最为重要的。“国粹”也好,“国故”也好,都是载体,外在的形式化的意味要重些,而关键是在于文化的根脉不能丧失掉。

综上所述,如果是大国学的概念,那么国宝、国粹、国故都应该包含在国学的范围之内,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部分。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这可以说是广义的国学。但如果把国学精细化,作狭义的诠解,那么国学就是指表达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一套思想,这就跟比较泛化地来理解国学不一样了。当然,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元素,从中国传统的格局来讲,把儒家思想作为主干是毫无问题的,但如果说国学就是儒学,那就以偏概全、过于狭窄了。尤其是在今天趋向于多元化的思想时代,这样的理解显然是不太合适的。我倾向于区分不同层次的、多元主义的定位方式,国学至少应该包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

今天有些人要回到经学时代、科举文化的格局中来解释国学,以这样的认知和目标来弘扬国学,这是非常荒谬的。有些学者大谈所谓“以中国解释中国”,希望回到纯粹的中国传统中去,这只能是一种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思想的幻象,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毕竟中国这一百多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谓国学,不是僵固的、静止的,而有意义、有价值的国学,恰恰是因应时代变化的要求而不断地诠释和创造的结果。

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国学”常变常新的意义呢?因为近年来“国学热”的兴起,并不是简单的复旧,而是与整个新时代的学术文化发展之脉络联系在一起的。“五四”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包括上个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所探讨的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中国文化的特质等问题,都给今天的“国学热”提供了思想的资源和文化的积累。值得注意的是,太普泛化地谈论国学,可能意义不大,至少价值有限,也容易招来一些非议。而要以正面、肯定的姿态来探讨国学,就需要把这个概念先做一个系统的梳理,同时要关注到今天时代的特点。

我们现在谈国学的价值和意义,与上个世纪80年代讲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差别在于,当时只是在给中国传统文化正名,从“封建糟粕”的帽子底下把它解放出来,重新肯定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积极因素,基本上是限于学理的层面,只是在书斋里面做一个“平反”的工作。而在整个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还有很多东西根本没有得到扭转,甚至“反传统”的思想还是主流。而今天的“国学热”,总体形势就大不一样了,局面完全不同,谈论的起点和目标也有了很大的差别,甚至心态都不一样了,有了所谓“文化自觉”的意识。

当然,对于国学的核心内容,一方面我们强调义理的价值,但也不能忽略生活化层面的东西,既要讲精神的主导性,把文化理念作为一个纲脉来牢牢地把握,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只局限在观念的世界里面。特别是在今天,弘扬国学不应仅仅局限在思想文化领域,而应该是整个社会文化建设的事业,把国学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这样的国学才能有真正的生命力。

一百年来,国学为什么看起来仅仅像是一种历史的回声,形象始终是古旧的? 关键在于它和民众的日常生活越来越隔膜、越来越遥远,不能再展鲜活的生命力,纵使有几个国学大师在潜思默运或振臂呐喊,对于扭转整个时代的颓势只能是蝼蚁之功而已。所以,弘扬国学的过程,应该是社会的各个层面互相配合、相互穿透的一个过程。

二、“国学热”兴起的原因

今天我们所说的“国学”,和上个世纪80年代“文化热”所讲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内容上颇多重合,似乎只是对文化热潮的不同表达,只是换了个名词而已。那么,它新的意义何在?如果不弄清楚时代背景,其精神实质和与他者的差别就不易观察得到。

1.今天的“国学热”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一是从时代变化和发展的总趋势着眼,它实际上是中国文化由弱势向强势逐渐演变和过渡的一个表征。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主体性丧失殆尽,在整个社会活的文化机体里面,中国传统的影响力越来越弱。百年来的主流文化中,对传统的弘扬是极为有限的,更多的是批判和否弃。真正对中国文化作一个全面的、重新的审视和从整体上给予肯定,应该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才开始起步的。这样一种正面评价和重新肯认的趋势在不断地加速,中国文化的自我身份意识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对于传统文化的积极态度,可以说是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

二是在整体上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文化,对中国传统给予一个新的定位,在挖掘和诠释的过程当中,重塑中国文化的崭新形象。过去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下的诸多价值判断,贬义、负面的色彩很重,从主流文化到一般老百姓的观念中,往往都是把它作为糟粕来看待,传统经常是被轻视、被批判的对象。国学热对于其正面形象的重新塑造,起到了唤醒和扭转的作用,起码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大家起来纠弹错谬,为中国传统重新“正名”。

三是就中国文化的研究方式而言,是一个重新选择和提升的过程。以往,国学的内容散落在各个学科体系当中,中国文学、中国艺术、中国史、中国哲学、语言及文献等,都涉及到了这些东西。如何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走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学术状况,重新给中国传统的学问做一个重新的整合,这是从90年代以来,学术界通力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以前碎裂了的知识系统给复原起来,从整体上作一个表达。这是就学界而言,从国学与社会的联系来说,也是一个逐渐普及化的过程。

坊间议论说,一些重点大学在国学热的浪潮中没能扮演好恰当的角色,过重小技末道,甚至在普及工作中将国学沦为了敛财的手段。我认为这是言过其实了,只看到了弘扬国学中的一些不完善处、甚至是枝节,而无视其大的方面。我倒是觉得,国学复兴是一项长期的社会建设工作,需要多方面力量的介入和多种途径的尝试,先得把人们对国学的关注和热情调动起来,才能做进一步的提升工作,关键是要形成与社会现实文化良性互动的局面。

就总体而言,国学现在实际上还是处在一个恢复元气的时期,所谓“一阳来复”而已。与三十年前的惨淡状况相比,国学的境遇似乎是好多了,但仍是处在起步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尽量多一点宽容,而少一些“酷评”,尤其不要用惟我独尊的姿态和口吻说话。如果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商榷、批评,但别一句话就把它否定掉。有些事情,这个阶段先不要急于下定论,从心态上要宽容一些,各种推助国学发展的尝试都应该鼓励,只要是善意的、积极的就行。在现时代,文化多元的心态,也是新的国学向前推进的重要基础之一。

我们要意识到,当一个大的文化思潮来势汹涌的时候,都是泥沙俱下的,不可能是一种纯净的状态,按照一种理想的、或很高的严苛标准来衡量,其中一定会有许多令人生厌的“杂质”。从一开始,我们对所谓“国学热”的看法,就不能用纯而又纯的标准来丈量,也不能用过于学术化的眼界来定夺一切。如果国学仅仅是在学者们探讨的范围之内,可以寻求一些最精粹的理念,用学术的标准把一些错误的观念和不合适的方式都剔除掉。但一旦它和社会生活层面结合起来、与各种世俗的活动(像商业)联系在一起,那日常生活的复杂样态就会反射、附加到它的头上来,不同的立场、欲望,各种利益集团都可以对国学提出形形色色的要求,展开各种奇奇怪怪的想象。从实际情况来看,今天的“国学”可以说是一个五光十色的多棱镜,反照出了当今时代的复杂面相,因为作为社会文化的整体潮流和取向,这次的国学热,不同的阶层都有参与,各种力量都有介入。

2.国学在当下,已经不是纯粹学术研究的对象了,而是社会各界都高度关注的一个对象。这一复杂的景象,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再来做一些分析。

首先,就政府层面而言,对于现在的国学热,管理部门采取的实际上是一种推波助澜的态度,这与以前有很大的差别。对于这种情况,学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学术的、文化的东西,如果政府介入太多,就会被扭曲,有被意识形态化的危险。但国学如果要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起到更大的作用,政府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五四”以来所形成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三分天下的思想格局,依然是构成当代中国文化的大景观。在这一背景下,国学可以说有希望超越这三派的长期对峙,走出一个融通之道来。国学不是保守主义的专利品,它既可以为保守主义所弘扬和发展,同样也可以秉持自由主义的理念,或者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形态所运用。这三大思潮或三个现代的传统,在国学新的发展过程中都应当是有所作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于国学的态度之转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他们意识到了可以在国学当中吸取很多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内涵的资源,国学、中国传统的东西与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所以,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都可以参与到新国学的建设当中来,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对国学的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其次,从学术研究来看,有生命力的新国学,应该有个新形象,一定不能被引入到那样一个小圈子里面去,这是不符合我们所讲的国学之实际目标的。今天的国学,应该是一个“十字打开”的状态,各种学术资源都可以调动,各种背景的学者都可以参与,既包括以前故纸堆里的学问,也包括现代的学术研究,各种古典知识,哲学的、文学的、历史的,甚至很多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可以和国学联系起来。

再者,由民间来讲,这次国学热潮的发生是自下而上的,是基层的许多活动刺激了社会的神经,然后学术界才被动跟进,被卷入到国学讨论中。很多问题是先有了实践活动,然后才有学术化的讨论。这使我们看到,今天国学复兴的真正推手是全民性的。国学复兴是整个社会的需求,这是今天国学能够引起如此广泛关注的很重要的原因。

如果没有民间的力量、没有全社会的要求,我们很难设想有今天的所谓“国学热”。而民间的愿望和活动,背景非常复杂,也非常的多样化,可能会经过一个逐步分化、选择和淘汰的过程。学者的职责,就是要在其中做一些恰当的引导工作。因为学者掌握的文化资源比较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所以应该发挥导向的作用,而不是盲目地随顺着一些潮流,不能没有自己的立场,起码要有学术的良知,有对中国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各种不同的力量经过博弈、互动之后,会慢慢地形成一些全社会的共识,而一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东西,就会被淘汰。有些自发的、来自民间的东西,经过知识界的引导,会得到提升,而优秀的东西就能得到弘扬。在这个过程中,学术界不应站在局外,而应积极地回应这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面对各种挑战。

三、国学发展的前景

1.国学的发展,首先需要传播和普及,故离不开文本的形式。

从传统的载体来看,或者说从一般学术和学理的角度谈国学,国学范围的认定往往是以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典籍为依据的,书本决定着国学所应包含的东西。按照过去通行的分类方法,就是所谓“经史子集”。从西晋荀勖的《新薄》开始,到《隋书经籍志》之后逐渐定型下来的“四部”分类,的确是进入传统学术的一张通行地图。唐以后,做学问就都是从四部之学的眼界来入手的,到宋、元、明、清,四部之分更成为读书人最为熟悉的路径,这包括整个的教育体制、科举考试及学者们的研究工作的相互间配合。

很明显,经学是四部的主脑与总纲,这与科举时代儒家至高无上的地位密切相关。因此,讲“义理”在国学中就一直是主干,它凝聚着华夏文明根系处最基本的价值理念和最重要的思想源泉。南宋以后,经学内部有一些变化,这就是“四书”逐渐升格,地位甚至超过了“五经”。史学对读书人很重要,就普及和启蒙而言,其影响面可能铺得更广。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格局中,史学成就最为辉煌,因此,“史部”传统也相当重要。“子部”则比较复杂,包含了诸子百家的思想体系,还有琴、棋、书、画等“小道末技”,是一个形式与内容都非常多样的系统。“集部”则以诗文为多,现在一般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是个人和流派作品的大汇集。近代以来,学术转型和分化,从“四部” 到“七科”,文、史、哲都在传统的国学内容中自寻家门,哲学在经学里得到了呼应,历史学即“史部”,文学对应着“集部”。总之,“四部之学”构成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格局,这是以典籍为中心的分类方式。

此外,清代中叶以后,又流行义理、考据、辞章的分法,更多地是从学问、知识内容的类别角度来对“国学”作划分。道光、咸丰年间又加上“经世”一类,这对现代学术有比较切近的影响。义理之学与后来的哲学很接近,和宋明理学的道统观是一脉相承的。考据之学是清儒拿来与/义理0分庭抗礼的新学术典范,也是清代学术的主流,特别是乾嘉学派,被许多人看作是“国学”的正脉。辞章之学在清代实际上是受排挤的,往往被视为末流,直到五四时期,钱玄同等人还在大骂 “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经世之学的兴起,与中国近代的国运和民族危难有直接的关系。清朝道光、咸丰以后,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压迫,中国处处被动挨打,使得很多士大夫意识到,中国传统学问或知识系统所存在的缺陷,就是太轻视实践和技能这个层面了,所以不能有效地抵御西方列强的冲击。晚清以来的学者非常重视经世之学的发掘,把这部分内容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这和中国近代的国运以及社会的现实要求是结合在一起的。

如果就分类作一些补充,除了从典籍的四部分法和义理、考据、辞章、经世等进入国学之外,回到义理的根本层面上来讲,那就是一般所说的儒、释、道三家了,这也是我们今天讲国学的另外一个思路。

所谓儒、释、道三家的说法,尽管历史上早有,但在科举时代,还是儒家定于一尊,佛、道二教实难与之并肩。所以将三者平等地看待,放在一起,应该是传统学术现代转型之后的一个通行的说法,和清代以前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儒、释、道的格局,是我们今天讲国学内容的一个较为重要的思路,其基本点显然是放在义理层面上的。因为儒、释、道的精华都是一套价值系统,讲各自对自然、社会与人生的根本看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世界观、人生观这些内容。这样,探讨国学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内核,就离不开儒、释、道三家,因为它们是凝聚国学基础理论的三个主要的载体。

2.除了基于分类意识的路径之外,今天讲国学,又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

一方面视“国学”为中国固有传统学术的积淀与成果,所以要从历史资源和传统脉络入手,进行一些扎扎实实的清理和反思工作,包括资料整理和学术研究等; 另一方面,在近代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和洗礼下,我们当下的言说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完全处在了一种东西交错、相互杂糅的状态之中,已经难分彼此。

我们现在的思路,一方面要兼顾历史的脉络,但又不能完全局限于其中,而要有一些新的视角和方法。在眼下的国学热中,有些学者想把中学和西学从杂糅的状态之中剥离开来,有“挽救”中学的意思,这种心态很强。笔者倒是觉得,现在的学科体系就是这样一种以西方知识形态为摹本的格局,是很难把中西之学分开的,只能作某种调适。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叙事框架已经被打碎和拆散了,现在想“另起炉灶”,或者再重新回到传统的格局当中,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想完全恢复旧貌,这种心态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所以,目前只能做一些调整的工作,逐渐把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被忽略、遗忘,甚至是被歪曲、涂污了的东西,用现在的形态和话语先清理出来,再来作分析,定取舍。比如,我们现在都意识到,在民间社会还有一些充满活力的东西,像一些传统的节庆活动、乡约民俗等,它们在传统的理论体系当中原本地位不高,甚至没有被注意到,长期被人忽略或藐视了,但在日常生活中,这些东西却是很有活力的。

另外,就历史媒介来说,它是一个多样化的形态,除了像“二十四史”这样的正统历史记载之外,还有很多民间的记忆,或是一些很“另类”的叙事方式。而经学义理中的许多价值观念,正是通过这些多样化的渠道和方式,才得到有效传递的。

3.辨析国学的内涵,展望国学发展的前景,有很多现实的搅扰和纠缠。

譬如我们现在就遇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目前,人大、武大等高校准备增设“国学”专业,这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但这个专业在现有的知识框架和学科体系当中,却很难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和文、史、哲平列,还是从属于哲学?建构新国学,究竟怎么建?怎样和现存的社会制度、教育体系以及人们的生活状态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有鲜活生命力的样态?这一类的问题很多,这些都是复兴国学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从宏观上来讲,我想可能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是中西的融合。在西方文化依然强势的今天,任何闭关自守和盲目排外都是无济于事的,只会把局面搞糟。我们要适应在全球化格局中来处理新知识形态和国学传统之间的关系,解决时代衔接的问题,包括注意吸收海外汉学的成果。一百多年来,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有相当规模与能量的传统,并在西方人特有的视野和背景之下自成一格。我们现在的“国学”观念和意识,对“国学”的定位和表达,实际上都受到了西方、包括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影响。在重新省视新国学的建构时,这一段相互影响与交融的学术史绝对不能被忽略,而只能沿着这条融合的路子走下去,并注意取长补短。不能一说“国学”,就想着返回自己的传统,或仅仅关注中国文化的层面。

二是在中、西、马对话的基础上,中国传统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对当代中国语境来说,这既是学理的,也是实践的,既是对历史的回溯与总结,又是对当下价值的探求与开拓,总之是一个必须要有效解决的问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不能漠视国学的存在与价值,它对国学的许多传统和定势都要有所回应;同样国学也不能排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层面还得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种融合,对于国学在今天发挥其现实的力量,从被欣赏的角色转变成为当下生活中具有活力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

三是学术传统与民间力量怎样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近代以来的国学话语或其研究方式,在一般的表达当中是比较精英化的,着眼于知识阶层,或者有着浓厚的书斋气。而在当下的后现代社会里,是所谓精英失落的时代,各种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形式纷纷占据了文化市场的台面,成为要角,即便是所谓精致文化的灌输也要通过通俗的、甚至是曲折的包装方式,才能够获得话语权和影响力。对熟悉与崇尚雅文化形态的读书人来说,这是一个颇为残酷的现实,所以常常听到发牢骚的声音,怨天尤人,空叹无奈!实际上,作为复兴国学的重要力量,学者们不能再保持高高在上的、导师型的姿态,而必须要放下身段,正视目前通俗文化蔓延的现象,有效地引导它、化解它,而不是拒斥或者视而不见。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更为强大的合力,共同促进国学的良性发展。

来源:编辑、节选自《河北学刊》20103月第30卷第2期,作者:景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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