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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晏:颜李学派的实学精神  

2016-01-06 11:11:4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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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张海晏

  在明末清初的早期启蒙思潮中,颜元、李塨开创的实学学派可谓独树一帜、别具一格。颜李学派反对“心口悬空之道,纸墨虚华之学”(《习斋记余》卷三),注重“实用”“实事”“实政”“实征”“实功”“实得”“实践”和“实学”,是其一以贯之的思想风貌和思想特质。在这一长串冠以“实”字的流行语汇中,“实学”一词最具概括力,在他们的著述中屡有所见,如“空言相结之不固,不如实学之相交者深乎”(《存学编》卷二),“只因实学既失,二千年来,只在口头取胜,纸上争长”(《存学编》卷三),“实学不明,言虽精,书虽备,于世何功,于道何补”(《存学编》卷三)。在颜、李那里,“实学”又谓“真学”“正学”“圣学”,与之相对立的是“虚学”,亦被称作“伪学”“异端”“泡影学问”和“纸上学问”。

  颜元38岁时在写给江南经世大儒陆世仪的信中,讲明自己的学说宗旨,言及“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实绩”诸概念,提倡“率皆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卒为天地造实绩,而民以安,物以阜”(《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存学编》卷一)。学界讨论颜元思想时多言及于此,但少有详析其意者。其实,这组概念正是“实学”理念在不同理论维度和意义层面的展开,对于把握颜李学派的实学意涵,殊为重要。

  一

  颜元、李塨倡导的“实文”,即指古之所谓礼、乐、兵、农等对国计民生、社会发展有实际用处的知识技能。颜元说:“盖《诗》《书》六艺以及兵农、水火在天地间燦著者,皆文也,皆所当学之也。”(《存学编》卷二)李塨说:“古人之学,礼、乐、兵、农,可以修身,可以致用,经世济民,皆在于斯,是所谓学也。”(《存学篇序》)

  在他们看来,《六经》文本乃是古之先贤用来记载六德、六行、六艺及三事、六府之道的。所谓“六德”即智、仁、圣、义、忠、和,“六行”即孝、友、睦、渊、任、卹,“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而“三事”即正德、利用、厚生,颜元将其与六德、六行、六艺相对应,说:“六德即尧、舜所为正德也,六行即尧、舜所为厚生也,六艺即尧、舜所为利用也。”(《习斋记余》卷三)至于“六府”,乃指水、火、金、木、土、谷。李塨《瘳忘编》认为“六府三事,此万世亲民之至道也”,并分别解说:“言水,则凡沟洫漕挽,治河防海,水战藏冰,醝榷诸事统之矣;言火,则凡焚山烧荒,火器火战,与夫禁火改火诸燮理之法统之矣;言金,则凡冶铸泉货,修兵讲武,大司马之法统之矣;言木,则凡冬官所职,虞人所掌,若后世茶榷抽分诸事统之矣;言土,则凡体国经野,辨五土之性,治九州之宜,井田封建,山河城池诸地理之学统之矣;言谷,则凡后稷之所经营……屯田贵粟实边足饷诸农政统之矣。”

  在颜元、李塨眼里,秦汉以降的空疏学问,明虚理、记空言、尚浮文,使得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社会危机重重。颜元将历史的演变概括为务虚的“文墨世界”与崇实的“事物世界”之间的对立转化。他指出,文盛而衰,物极必反,一是由文而质、返虚为实的良性转换,一是返于灾难性、破坏性的蔽野。颜元开出的医治良方是“彼以其虚,我以其实”(《存学编》卷一),“以实药其空,以动济其静”(《存人编》卷一)。颜元晚年主教广平府肥乡县的漳南书院,把书院教学宗旨定为“宁粗而实,勿妄而虚”,教习礼、乐、书、数、天文、地理、兵法、历史、诗文、水学、火学和工学等众多实用知识和技能。这些均属其“实文”的范围。

  二

  所谓“实行”,是就教学的方式和目的而言,指身体力行、习行践履、躬行实践。颜元指出,学不应耽于“谈天说性”、讲学著书,只在心口之间、口耳之间传递,要落实到行动,在习行中学,学成与否在于能否实行,学而不行,不成其为学。他说:“人之为学,心中思想,口内谈论,尽有百千义理,不如身上行一理之为实也”,“读书无他道,只须在‘行’字著力”(《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学而不能成其业,用而不能行其学,则非学矣”(《存学编》卷四),“夫讲解千卷,何如习行一二也”,“二千年纸上有《四书》《五经》,口上有《四书》《五经》,吾人身家、朝廷政事、海域边疆上全不见《四书》《五经》也。”(《习斋记余》卷六)

  颜元以学琴为例,说书犹琴谱也,烂熟琴谱,讲解分明,也不叫学琴;而歌得其调,抚娴其指,弦求中音,征求中节,方是学琴之正道。他又以医为例,说传世的医学典籍是用来明医理的,而要疗疾救世、治病救人,则须诊脉、制药、针灸、摩砭等操作。

  颜元奋志习行,力戒空浮,人到中年将家塾“思古斋”更名为“习斋”。因其书屋名曰“习斋”,故世人尊称习斋先生。当代学者将颜元偏爱的“习”字解读为五义:其一,实践的意义;其二,证验的意义;其三,改造自然与社会的意义;其四,自强不息的意义;其五,功用的意义。(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69—372页)

在道德实践上,颜元平生最恨那种“好言人短及伺人阴”的伪君子,说其“万卷诗书,只作名利引子”(《存人编》卷二)。他强调:“内不欺心,外不欺人,学那勿欺君子。说些实话,行些实事,做个老实头儿。”(《习斋记余》卷五)他父亲为蠡县朱家养子,故其幼年冒姓朱氏。三岁时满洲兵入关侵掠,其父被掳,母遂改嫁。他二十多岁方知实情,改还本姓。五十岁后出关寻父,历尽坎坷,困苦难状,经一年余,负亡父遗骸千里归葬,尽了传统社会一个孝子应尽的孝道。临近五十的颜元,为延续子嗣,买女为侧室,然该女既痴且颠,遂知为媒人所欺。后退人索金,该女旋被媒人转卖他人。弟子李塨闻讯面陈其非,颜元悔过立改,尽出原金赎女归其父。

  三

  颜、李反对宋儒强分体用,主张“体用兼该”“体用浑全”,故不太强调对体用范畴的划分界定。朱子学以性理为体、形气为用,颜、李与之相反,强调自然与人作为物质性存在的首要性,指出:“宇宙真气即宇宙生气,人心真理即人心生理。”(《习斋记余》卷一)他们所谓“实体”,泛指林林总总、气运生化的物质世界与作为感觉体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讽刺那些向虚处用功的腐儒,侈谈心性,游说方外,目中无人,目中无物,“聪明者如打诨猜拳,愚钝者似捉风听梦”,“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存学编》卷一)。

  在颜元看来,理学家标榜的“天命之性”实乃子虚乌有,人的机体及其功能就是“气质之性”“非气质无以为性,非气质无以见性”(《存性编》卷一)。人有感觉器官就有视听言动、喜怒哀乐和饮食男女,这天然合理,无可厚非。“气质之性”虽各有差异,但不可谓恶,人的行为乃由“引、蔽、习、染”所致。颜元在肯定人的感觉欲望天然合理的同时,亦重视六行、六艺等道德修行的作用,他说:“六行乃吾性设施,六艺乃吾性材具,九容乃吾性发现,九德乃吾性成就。”(《存性编》卷二)

  “实绩”指社会功效。颜元说:“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世有荷网持钩,而不计得鱼者乎?抑将恭而不望其不侮,宽而不计其得众乎?”(《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颜元否认传统上尤其是宋儒所信持的义与利的对立。他认为,义乃利之和,后儒所云“正其谊,不谋其利”,乃大错特错,当矫之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存性编》卷二)。侯外庐先生说:“颜元的经世思想,首重民生的福利,和近代西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市民阶级思想是相似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第377页)颜李学派是否属于市民阶级的思想,尚可探讨,但其近似于功利主义的思想色彩是显然可见的。

  四

  综上所述,颜元、李塨的“实文”与“实行”属知识论范畴,前者就知识的内容言,后者讲的是学的方式与目的,“实”是知行合一的关键所在。“实体”“实用”既涉及宇宙论更关乎人性论,体用一致就一致于实。“实绩”系社会伦理中的功利论,“实文”“实行”“实体”和“实用”皆以此为旨归。颜李的实学反对高谈阔论、心头觉悟,而注重实习力行,就是说反对只“说”与“想”而强调“做”,反对停留在语言、文字和头脑中,而把一切落实到行动中。他们最为看重的是社会的实际的效果,强调的是增进社会的整体福祉。

  这样,“实”如一条红线,将“文”“行”“体”“用”“绩”贯通起来,将教学、行为、自然、心理、伦理和社会诸方面打通。彼此互为因果、互为条件,环环相扣,构成了个性鲜明的经世致用的实学。颜李学派的学者大都既是学者、思想者,又是生活于社会基层的劳动者。如颜元自幼年起就孤苦备尝,琢以缧絏,炼以农圃,“耕田灌园,劳苦淬砺。初食薥秫如蒺藜,后甘之,体益丰,见者不以为贫也。”(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上)后为养老计,乃学医。李塨虽出自书香门第,却自少习射,青壮年时因力田不足养亲,兼习医卖药,并开馆授徒。这使得他们的思想落地生根,下接地气,敦厚务实,散发着质朴气息,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百花园中的一株奇葩。

  颜李学派的实学,尽管有学者所说的泥古、粗浅、过分倚重经验等理论短板,但其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精神,体现了由传统到近代转型期的经世致用精神,无疑是对封建社会末期笼罩天下的理学和科举的一种纠偏,为后世广泛接纳科学精神和启蒙思想作了必要的理论铺垫。弟子王源说颜元“开二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笔”(《居业堂文集》卷八《与壻梁仙来书》),此语并非虚言,他们的某些思想对今人仍不乏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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