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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康有:梁漱溟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2016-03-16 08:53:0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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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哲学教研室副主任,教授,博士。国际儒学联合会教育传播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实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儒商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在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扉页中,有两幅一早一晚同一人的照片:瓜皮帽和中式的上衣只是扣子变得新式一些,那神态断然是一幅愈老而益自信的模样。此即该书的作者梁漱溟。提到他,不能不使人想到他这个人的倔脾气——一个敢于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公开“叫板”的人,能不犟吗?

与毛泽东同庚的梁漱溟(18931988)祖籍广西桂林,出生在北京。1912年参加同盟会,1917年应聘到北京大学主讲印度哲学,1924年辞职去山东自办教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调解国共双方,为国是奔走呼号。建国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为新中国的建设建言献策,诤言不讳。“一生磊落,宁折不弯”,他逝世时的这一挽词,可以说为其一生人格的最好写照。梁先生真正做到了他所希望的“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他一生都在不断追求着两个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中国向何处去。自己心灵的世界以佛学为慰籍,但在为社会大群人生设计上,却反对提倡佛学。对人生问题的追求,他出入佛儒二家,写有《印度哲学概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论著,为20世纪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对中国问题的追求,他投身辛亥革命,从事乡村建设,参与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爱国民主人士。其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出版后在学界具有很大的影响。

近代从学习西方的技术、制度,再到学术精神文化,经历了几个阶段的辨论,中国主流的精英意识终于在“五四”前后,扯下“中体西用”的面纱而全盘西化了。用梁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东方化对于西方化的步步退让,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的节节斩伐”,“连根拔掉”,从精神到物质生活都充满了西方化,完全是“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的绝对胜利”。但西方文明此时奉献给世界的,并不是一片“科学与民主”的光明,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和灰烬。西洋人对于西洋文化反感的结果,生出一种对中国文化不知不觉的艳羡。此背景下,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另弦改辙,又主张东西文化的调和。可见,情势可危,逼迫得已经到了非把东西文化关系或用途说清楚的地步了。

先生认为,所谓一家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而生活就是无尽的“意欲”,在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中推动向前的。人类生活的式样表现在文化上即是根本不同、无法调和的三种路径:西方化是由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产生了科学与民主两大异彩的文化;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这三种路径分别代表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依次演进:头一步是求生存,对外改造环境,满足人对衣、食、住的物质生活,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西方文化就是这一目标;复次从人对物的问题转入人对人的问题之时代,满足人的伦理、善恶、情趣的社会生活,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倡导“仁”的生活可以调理此一层面;再次,人生尤其是自我生命的解脱、高等情意的满足,则需超绝而神秘的印度佛家出世文化。这几种文化本身并无好坏可言,只是由于第一步问题没有很好得到解决,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在历史上的出现有点不合时宜,另言之,它们是人类文化的早熟。梁先生提出“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即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变,这三种文化类型要在三个次序递进的时期重现一次。

近代文艺复兴乃古希腊文明之复兴。西方文化在一战后显示出衰败的迹象(时有“西方的没落”之说),并生出向第二种文化转进的征兆。梁先生大胆地预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但对当时的中国而言,由于人们的生存问题远未解决,所以,他得出中国人应持的态度是:要排斥印度文化式的态度,且丝毫不能容留;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为预备及促进世界第二路文化之开辟,只是需要修正一下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这就是防止其向外一味逐物的危险,从根本上含融到第二路的人生态度里。

于是,梁先生就用自己的独特的方式,把人类文化都收拢进自己的“口袋”里,随着时间“长河”的推移,一个个“锦囊妙计”抖落而出,以供人类之需。同时,他对当下的文化还设计出了自己的方案。我们很难用近代以来“中体西用”等静态的文化观来衡量这种观点。但是,有一点是值得商榷的,那就是人类生活的横断面空间中,往往堆积了悠久时间积累的种种问题,因此文化上解决的方式可能是交叉的、复杂的,并不一定完全按照梁先生设定的路线去行进。

整整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肇始于1915年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引起中外文化自鸦片战争以来,继器物和制度层面之后在精神和灵魂深处的最大对撞。时至今日,其回音也好、余音也好,仍在文化的各种形式和内涵等领域延续着各式各样的争议。只不过,这种背景有了绝大的转变:那就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扭转。我们感慨时代的变迁,也同样慨叹问题怎么还是“老问题”?再读此著,恍如昨日又似同今天?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一年之内就连续再版5次,被译为十二国文字,激扬起大量的争辩,有人评此书“把东西两个半球的学者闹个无宁日”。梁先生说自己的学问是“误打误撞”出来的,而这种东奔西突、“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思想却撞开了现代新儒学的大门(牟宗三称之“开启了宋明儒学复兴之门”),为我们谈论现代意识中的“国学”多了一份亲切。

此著无疑具有传承与开创的双重意义。它没有停留在简单的“反孔教”一壁推翻的态度上,而是为儒家在现代世界的立足和适应找到了一条“生路”。尤其是,其中提到了欲对孔孟的伦理进行“心理”根源的解读,我认为意义十分重要——尽管作者认为他早年用“本能”、“直觉”等西人观念来解释“颇知自诲”,亦不成功。儒家学说可以概括为“内圣外王”,就是以内在道德修养,去为社会人群做事业;最高应达到“圣人”修为的境界,去做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业。宋明以来,学者确对儒学的“内圣”修持方面多有发挥。而此点,亦正是受过西式教育的今人最为难以理解的部分。如果儒家“内圣”能结合当今科学的心理学、教育学等成就,为之挫纷解疑,或许能架起一座古代修养通向现代的捷径。梁先生晚年付梓的另一部力作《人心与人生》笔法要“细腻”得多,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认为乃讨论“人生问题”的此著的遗憾。

先生提出了许多为20世纪的我们值得思考的启发和借鉴。比如他在文中用的“西方化”、“东方化”(其中包括“中国化”和“印度化”)等术语,细细读去,可能与今人理解之内涵有不同之处,但并不妨碍对之掩卷深思。1965年,基于修正自己对人类心理的新认识,他大胆断言:在世界最近未来,继欧美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近代西洋文化之后,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其转折点即在社会经济从资本主义转入社会主义之时。只是在文化上,“要开辟新局面必须翻转才行。所谓翻转自非努力奋斗不可,不是静等可以成功的”。我们今天确实来到了这样一个转折点上。

奇特的是,尽管梁先生在理论上有颇多“特立独行”的建树,但他一向拒绝承认自己是个哲学家、国学家、佛学家,乃至于不认为自己是个学者。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创者,他又被称之为“中国最后一位儒者”——这个称呼我倒是觉得挺适合于他。这样说,并不是贬低梁先生,而是怀有深深的敬意。儒者,社会之所需也。梁先生崇尚事功,常常说自己一生为两大问题支配:一个是中国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他还说自己不是“学问中人”,而是“问题中人”。在持续多年、虽不成功的“乡村建设”活动和“奔走国事”的努力中,他逐渐成为一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行动的儒者”。

上世纪80年代,梁公在中国文化学院讲学,演讲中用了足够大的音量说了一句话:“我一辈子是个拼命干的”。

——这的确是梁漱溟人生的独特之处。

(原文刊载于《解放军理论学习》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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